从《聊斋志异》看蒲松龄的教育思想

申 浪

（北京语言大学 中华文化研究院，北京 100083）

在以志怪传奇为特征的文言小说中，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以其独特的内容和“用传奇法，而以志怪”[1]214的笔法，成为最富有创造性的文言短篇小说集，蒲松龄和《聊斋志异》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也早已得到公认。但是，蒲松龄作为一个塾师，也是一位孜孜不倦的教育者,“无庸置疑,在中国文化史上,蒲松龄是一个文学家。又无庸置疑,同时他又是一个教育家”[2]，他以教育家的眼光，深刻地表达了自己的教育观念。《聊斋志异》中，教育性与文学性水乳交融，呈现出蒲松龄的教育思想①关于蒲松龄的教育观，吴九成、牛蒙刚、常青、胡小芳、林植峰、庞云凤、张宗业、杜松柏等有论文或专著讨论，可参看。，闪耀着独特的光辉，理应得到更多关注。本文试图通过小说管窥蒲松龄积极的教育观念和其形成原因，以期引起对其人其作的教育意涵进一步关注和发掘，并期待着批评和指正。

（一）挫折教育，积极抗争。后天的教育培养对人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俗话说“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细柳》篇即淋漓尽致地体现了挫折教育的重要性。细柳的继子长福“娇惰不肯读”①本文蒲松龄《聊斋志异》原文皆出自张友鹤辑校《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虽一再责打仍无效果，于是细柳让他与僮仆共同劳动，冬天甚至无衣无履。后来长福离家出走，细柳也不追问，直到“乞食无所，憔悴自归”，经过苦苦哀求，细柳才让他归家读书，从此“勤身锐虑，大异往昔”。亲生儿子长怙更恶劣，吃喝嫖赌样样精通，细柳虽将之“杖责濒死”也不改其行。后来，长怙想借做生意的机会出游，细柳将计就计，给他假银子，让其受尽苦难，终于改掉了恶习。

不经历一番刻骨铭心的苦楚，积习难改的两个儿子很难回心转意，熟谙教育规律的细柳把握了挫折教育的精髓，并且因材施教，不给他们设定人生路线，而是根据资质的不同加以引导。对于长福，走的教育路线是使其读书求贵，对于没有读书天赋的长怙则是引导他经商求富，这正是因材施教的典范，虽然中间走了许多弯路，但也正是这些必要的挫折，最终使“二子一贵一富，表表于世”。由此反观如今的家庭教育，似乎正从“棍棒之下出孝子”的极端走向“有爱无教”的另一极端，少有家长会将子女置于必要的艰难困苦之中进行教育磨炼，且一味限制合理惩戒权，“保护”其不受任何挫折和惩罚，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重视和反思。

自古以来，抗争精神都是个人与国家民族的需要。青少年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鲁迅先生一直大力鼓励青年人要挺起脊梁骨来。《聊斋志异》绝不鼓吹逆来顺受，相反，当遭遇不公、压迫或伤害的时候，蒲松龄都主张奋起抗争：于江勇斗恶狼报杀父之仇，胡氏弟弟救兄于巨蟒之口，少女商三官乔装潜入恶霸家手刃杀父仇人，霍桓从小敢于蔑视封建礼教……小说清楚地告诉读者，只有抗争，才有出路。这些艺术形象还向我们传达了一个信息，青少年绝不是幼稚无知的，他们有志向抱负、智慧勇气和能力本领。青少年具备了抗争精神，才能勇于开拓、积极进取。在今天，抗争精神更多地表现为竞争意识，因此，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探讨和研究《聊斋志异》中传达出的抗争精神，对当今的青春期教育、青少年教育具有尤为深远的意义，那些认为“听话”的孩子才是好孩子的家长和老师，对此是否应当重新深长思之？

（二）师德为先，师友为范。师生关系历来是热门话题，师者，不但传道授业解惑，更是要行为世范，把道德品质放在第一位。王海燕指出，《聊斋志异·爱奴》篇把书生与花妖狐魅的爱情故事和尊师重教结合起来，从而使这个主题在另一个领域得到了诠释，雇主对塾师的尊敬不仅体现在经济上，更在人格和情感上，这与蒲松龄的自身经历有密切关系。[3]在《聊斋志异》中，蒲松龄不但表现了塾师的可怜，更表现了他们的可敬。蒲松龄笔下描写的塾师大都有良好的品德，恪尽职守，对学生爱护有加。如《褚生》里的吕老先生就是一位德才皆备的优秀塾师，他不但学识深厚广博，而且爱护关心学生，特别是对于颖慧勤奋的学生尤为器重，当得知褚生因经济困难而致求学艰辛后，不但将学费全数归还，还免费为他解决食宿问题，其实，吕老先生自己都已处于瓮牖绳枢的境况了。《张诚》篇中的塾师被张诚对兄长的爱护关心所打动，对于张诚逃学助其兄砍柴的行为，“师叹其贤”而不再加干预。他们都是典型的儒家伦理道德的维护者，也是师德的彰显者。

关于师生关系，最为典型的莫过于《小谢》篇描写陶生设鬼帐的故事。陶生面对小谢和秋容的挑逗嬉戏，不但不为所动还一直不露痕迹地引导二女学习，最终二女学业颇有进步，待陶生也从一开始的轻佻戏弄转变为以师礼相事。陶生心诚意正，遵循着师严道尊的要求，最终使小谢秋容心悦诚服。《小谢》通篇都弥漫着师严道尊的气息，但明伦曾在《小谢》篇的评论中说：“师严道尊，心悦诚服。岂惟莫于敢侮，如此其忠且敬也。祗立而师事之，至于抓背按股而争媚之，鬼且敬人，人何畏鬼。”[4]539陶生不怕鬼，其人“夙倜傥，好狎妓，酒阑辄去之。友人故使妓奔就之，亦笑内不拒”，看似轻浮，“而实终夜无所沾染。常宿部郎家，有婢夜奔，生坚拒不乱”。小说从一开始就对陶生的品性做了定性评价——一个风流但是并不淫乱的读书人。在借姜部郎的房屋被拒后，“生因作《续无鬼论》献部郎，且曰：‘鬼何能为！’”陶生自觉一身正气，自己的内心不被邪祟所诱惑，因此觉得“鬼何能为”！蒲松龄对陶生的塑造，颇有出场定型其正直品质的意味。

在《胭脂》篇的末尾，蒲松龄更是直接提出了自己理想中的师生关系——亦师亦友，塑造了对自己有知遇之恩的老师施愚山“奖进士子，拳拳如恐不尽，小有冤抑，必委屈呵护之”的形象，不但以寄托自己的自我慰藉之心，也是对师友关系范式的向往和推崇。

（三）终身学习，深思力学。蒲松龄一生的追求和努力，俨然是一个终身学习的模范，这集中体现在科举应试与笔耕不辍上。且不论八股制艺的利弊何如，单就从蒲松龄刻苦学习这一行为来说，他一生对科举情有独钟，又一生都在仕途失败的阴影下，但更重要的是，他在以科举入仕为明确目标的引导下进行着持续学习，在《叶生》《司文郎》《于去恶》《考城隍》等篇目中，他塑造了众多才华横溢的“鬼秀才”形象，他们魂留人世只为继续举业以完成前世夙愿，大多数研究者都认为，这种塑造是对科举毒害的揭发和暴露，但何尝不正是这种对科举的痴迷和刻骨情感，让他历经磨难却始终没有中断学习、放弃科举呢？可以说，对科举的一心追求，奠定了蒲松龄终身学习的坚实基础，对科举的批判反思，形成了蒲松龄终身学习的坚定信念，这突出表现在创作上。蒲松龄今存大量诗作、文赋、俚曲，且著有《农桑经》《日用俗字》《药祟书》《伤寒药性赋》等，当然，最大的成就莫过于《聊斋志异》——这部他历时四十多年不断搜集材料、持续学习创作直到年逾花甲方才搁笔的巨著，这也是蒲松龄坚持学习、终身学习的硕果。

与终身学习的观念和实践相对应，蒲松龄特别强调深思力学，赞扬刻苦用功的精神，讽刺批判浅尝辄止的态度。他在《子笏》一诗中写道：“读书析疑如滤水，务使滓尽清澈底。智慧皆从致志生，功名要自读书始。”[5]545期望自己的孩子养成专心致志和深思力学的治学精神。《禇生》篇之禇生，是一位奋发向上的鬼青年，他虽生活艰辛，但学业却“攻苦讲求”，他“之二日，可当人三日”，蒲松龄对这种学习态度大加赞扬，并将之凝练为一“痴”字。《阿宝》篇末“异史氏曰”：“性痴则其志凝，故书痴者文必工，艺痴者技必良。世之落拓而无成者，皆自谓不痴者也。”满招损，谦受益，相较于深思力学，《劳山道士》就对功利浅尝的学习态度大加讽刺：王七自信满满地入山学道术，老道以其“恐娇惰不能作苦”而欲婉言将其劝退，但王七仍不死心，果不其然，几个月后因不能忍受学道之苦楚而自求离山，临行前请求老道传授他穿墙之术，老道告诫其“归宜洁持，否则不验”。然而王七归家后得意忘形，定要炫耀一番，结果碰得额头“如巨卵焉”。可见，仅仅学得一点皮毛便自以为得道且得意忘形者，必定失败出丑，世人当以王七为殷鉴。

（一）基础教育：识字普及、乡土教育。蒲松龄没有离开过生养他的农村，他一生都在农村为教育事业奉献自己的热情和责任，除了坐馆授业和指导儿孙练习作文外，他还从实际出发，向广大乡民普及教育知识，这一切都源于他浓厚的农民情结。蒲松龄生于农村，长于农村，他理解农民的思想，了解农民的需要，更有热切为民创作的意识。科举不第使他永远留滞农村，而贫困的生活又使他亲近农民，与农民同呼吸共命运。蒲松龄的基础教育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编写乡土教材，推进扫盲教育。总计一万多字的《日用俗字》是这方面最大的成就和贡献，这本字书搜罗了农村生活中常用的字词，并加以解释，是一本实用性极强的工具书。蒲松龄在序中道出了他编写的目的：“每需一物，苦不能书其名。旧有《庄农杂字》，村童多诵之。无论其脱漏甚多，而即其所有者，考其点画，率皆杜撰。故立意详查《字汇》，编为此书。……虽俗字不能尽志，而家常应用，亦可以不穷矣。”[6]1明确说明此书是为村民认识字词以提高文化而编写的家常应用之书，不但可以作为蒙童的初级读物，还可以使农民接受最基础的识字教育，方便了他们的生产生活，有效地推动了农村扫盲运动和基础教育的普及。

其二，辑录医药知识，总结农业技能。蒲松龄收集民间的土方偏方，诊治山村村民常见的疾病，还编写医学著作向民众普及医药知识，他编写的《药祟书》共收录药方259个①参考盛伟编校《蒲松龄全集·药崇书》，学林出版社，1998年版。，治疗疾病两百多种，其序云：“疾病，人之所时有也。山村之中，不惟无处可以问医，并无钱可以市药。思集偏方，以备乡邻之急。志之不已，又取《本草纲目》缮写之。不取长方，不录贵药，检方后立遣村童，可以携取。”[5]6“1不取长方，不录贵药”，这是多么实际而又直白的拳拳之心，由此可见蒲松龄急民众之所急的亲切情感。他还以韵文的形式撰写了《伤寒药性赋》，介绍张仲景的《伤寒论》，以作为初学者的辅助性教材，促进了乡村医药知识普及。晚年时期，蒲松龄潜心研究农业，在实践基础上编著了《农桑经》，系统地总结生产经验，具有实用性和理论指导意义。

编写常用字书，推动扫盲运动，辑录医药知识，总结农业技能，无一不体现出蒲松龄作为教育者的热心肠和社会责任感。

（二）伦理品德：恪守孝悌、善良感恩。家庭伦理道德的核心是孝悌，父慈子孝、兄友弟悌是家庭伦理关系的理想状态。蒲松龄非常看重孝悌之情，从《述刘氏行实》中可以了解到，蒲松龄众兄弟间也存在着矛盾，在分家时争抢家产，唯独蒲松龄与妻子不争不抢，最后只得到破败的场屋和薄田，但是蒲松龄并没有因此而记恨其他兄弟，相反还时时接济他们。因此，他对兄弟不和的现象痛心疾首，对真挚的兄弟亲情则极为赞扬。

《聊斋志异》的首篇《考城隍》就树立了一个孝子形象，其他如《张诚》篇中本是同父异母却胜似至亲的张诚兄弟，《贾儿》中为保护母亲最终用计毒死狐狸的商人儿子等，他们都是恪守孝悌的人物代表。最典型的孝子莫过于《促织》篇中成名之子，他因不慎放走要上贡的促织而畏错投井，但是为报父亲的养育之恩，魂魄化为促织，最后不但救了一家人的性命，还使父亲“不数岁，田百顷，楼阁万椽，牛羊蹄各千计。一出门，裘马过世家焉”。几岁的孩童，竟被逼得化魂救父，这其中当然蕴含着“天子一跬步，皆关乎民命”的讽刺与批判成分，但却没有掩盖成名之子作为孝子的光辉形象。

蒲松龄所处时代的封建礼教规范，对家庭成员的约束力已经大不如前，“兄弟阋于墙”的情况是很普遍的，蒲松龄在《仇大娘》《二商》《胡四娘》《曾友于》等篇中都描写和批判了家庭成员间的种种冲突不和，但在这些篇目中作者又都无一例外地塑造了一个受尽磨难却仍善良对待他人的形象。《二商》中，大商对家境不好的二商冷眼旁观甚至加以迫害，自己家破人亡时二商却不计前嫌接济他们，并帮助大商抚养儿子，作者在小说中大力批判大商的为富不仁，置骨肉亲情于不顾，同时也赞扬了二商对兄长的宽容和照顾。《曾友于》则描绘了一幅因嫡庶问题而引起的同室相残的画面，曾老先生一共有七个儿子：原配夫人生了长子曾成，继妻生了曾孝、曾忠、曾信，妾生了曾悌、曾仁、曾义。但讽刺的是，兄弟之间并不像他们的名字一样忠信孝悌仁义，而是相互残害。小说围绕着复杂的嫡庶关系，描写曾家一代又一代兄弟相侵，经常拳脚相加甚至拔刀相向，最终落得一家四死的惨剧。兄弟当中曾悌品行最为端正，谦让守礼，但是他的谦让并没有消除其他兄弟间的仇怨，不愿看到兄弟相残的他干脆搬家远离。

善良感恩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蒲松龄教育思想的基本出发点便是以求善求真为本意，强调道德修养，以期达到理想的人生境界。《聊斋志异》所倡导的伦理道德教育便是惩恶扬善，教人善良感恩，学会感恩就是学会如何立世。儒家讲究知恩图报，常怀感恩之心是人所必备的品质，也是教育的重点之一。《聊斋志异》中有许多知恩必报的形象：《雷曹》中夏平子转世为乐云鹤的儿子，以报其对自己家人的照顾之恩；
《于去恶》写方子晋投生为陶圣俞的弟弟，以报其深情；
《褚生》写褚生千里奔驰，投生为老师的儿子等。在《考城隍》中，蒲松龄直接提出了自己对于善恶的思考：“有心为善，虽善不赏；
无心为恶，虽恶不罚。”认为刻意为善即是虚伪，无意作恶可为过失，这也是他对人的行为动机的思考和塑造人物的依据，对于引导树立正确的善恶观也有很好的教育意义。

（三）人格塑造：诚挚友爱，有情有义。人格的塑造贯穿于一生，但最重要的阶段无疑是青少年的求学时期。作为老师，蒲松龄自然也承担起了引导学生人格塑造的责任。

友情自古属于“五伦”之一，被视为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人际关系之一，相对于家庭关系的孝悌，蒲松龄竭力倡导朋友之间友爱诚挚交往，对交友不慎或是党朋狼狈为奸的行为大加鞭挞，《聊斋志异》中有许多悲剧就是由于交友不慎引起的。《云翠仙》中，梁有才娶了漂亮的云翠仙，但他为了赌资居然在狐朋狗友的怂恿下卖妻做妓，后只能行乞度日，终因人命官司下狱而死；
《仇大娘》中仇仲与魏名两家是街坊，魏名与仇家长期不睦，但他面善心恶，经常请仇家的大儿子仇福去家里喝酒，借机挑拨他们兄弟之间的感情，还引诱仇福赌博，最后自己也沦为乞丐。毋庸置疑，虽然悲剧的根源在于自己，但他们又都是因结交恶友而导致了自身的劫难和家庭的败落。

蒲松龄极为看重情义，在《为人要则·急难》中明确提出了对朋友关系的看法：“友为五伦之一，平居可与共道德，缓急亦可与共患难。其人在，我扶其困厄；
其人不在，我抚其儿孙，此之谓石交。设华堂之上，沥血倾心；
一旦风波四起，哄然尽散，坐视颠危，而漠不一置念也者，五伦中亦何贵有朋友哉？故古人择友，友则两相关切。若酒肉饮博，相与往还，此党也，非友也。”[5]291认为朋友之间要真诚相待，在朋友有困难时应相互扶持，他欣赏的是重情重义、急人之难、同甘共苦的朋友之道，“盖一日定交，则生死以之，劳何辞、怨何避焉？”[5]291在《聊斋志异》中蒲松龄塑造了许多这类正面人物形象，《王六郎》写渔夫与王六郎的阴阳相交，在“异史氏曰”中又讲了一则小故事：一个潦倒的人去投奔他小时候非常要好而后来做了高官的朋友，朋友却装作不认识他，而他盘缠用尽，最后只好以唯一的坐骑抵钱归家，还被族弟嘲笑了一番。一篇之中两个故事形成鲜明的对比，两种人物形象跃然纸上，作者批判了一旦发达就忘记和抛弃贫贱之交的小人，赞颂了王六郎那种即使“置身青云”也“不忘贫贱”的高尚品质。又如《成仙》中的成生和周生是“少共笔砚”并“定为柞臼交”的好朋友，周生经常接济家庭贫困的成生，成生也极为尊重周生，后周生与人发生矛盾冲突，不听成生的劝告而深陷囹圄并被诬陷为强盗，“难而不急，乌用友也”，成生于是“锐身自任”，不辞劳苦为周生四处奔走伸张鸣冤，最终将周生从监狱中解救出来。又如《雷曹》中乐云鹤与夏平子二人的患难之交等，都可看作是蒲松龄对朋友关系情义的看重，他对损友间互相坑骗进行鞭挞，提倡与赞扬诤友间诚挚的交往，这种友谊观对于引导学生人格的形成也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生活经历。这主要表现在生活艰辛、科举磨难和辛勤教书三个方面。蒲松龄一生中衣食无忧的生活很短暂，后来就被迫终止游学生活转而自谋生路，坐馆的收入无法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于是他还卖文为活，但经济始终拮据，因此常常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他在《日中饭》中写道：“午时无米煮麦粥，沸汤灼人汗簌簌。……大男挥勺鸣鼎铛，狼藉流饮声枨枨；
中男尚无力，携盘觅箸相叫争；
小男始学步，翻盆倒盏如饿鹰。”[5]501生活的艰辛可见一斑。甚至于母亲逝世时，“兄弟相痴对，枯目以仓皇。思欲贷知己，所识无膏粱”[5]531，根本无力操办母亲的丧葬，处境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而贫困正是他走上塾师道路的直接原因，也是他一生主动或被动从事教育事业的基本现实基础。

19岁便以县、府、道三试第一考中秀才的蒲松龄，显然没想到这将是他科举路上最辉煌的成绩，甚至成为他一生不断学习前进的动力，但此后四十多年里他参加的乡试均以失败告终。蒲松龄认定科举就是自己获取功名和报效国家的唯一路径，因此屡战屡败，又屡败屡战，即使到了晚年卧病之时仍然备考。他在科举道路上挣扎了一辈子，年逾古稀才援例取得了一个“岁贡”的虚名，不几年也就驾鹤西去了。科举试业使蒲松龄坚持终身学习，也使他始终笔耕不辍。

蒲松龄可以说是一位标准的穷书生，一生科考失意，与教书育人结缘，作为从事教育事业的塾师，他不可避免地要去思考教育的意义和方法，以良好的人生价值观和行之有效的实际行动与方法去劝诫、规范、教化他人，也就成为蒲松龄的教育原则，他以身作则的典范和所宣扬的正确教育观念，都深入人心，成为人们教育他人、指导自己的重要依据。

（二）信奉儒家。儒学是入世的哲学，蒲松龄是坚定的儒家思想奉行者，他强调修身养性、明心见性，重视人格的培养，在观念上以传统儒家思想为指导，在生活中老实本分，这种处事原则和价值观，使其一生都在学习、教学，他教育东家的子弟，也教育自己的儿孙，把自己的希望延续到他们的身上，盼望自己的弟子也能够高中——虽然最终他的愿望大都落空，但是，这并不能掩盖他对于教育工作所付诸的心血和精力，他仍然是奋战在“教学一线”的辛勤教育者。

信奉儒家在蒲松龄身上还体现为一种传统士大夫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感。固然，他是为了家庭生计而坐馆教书，但同时，他所倡导和实践的一系列教育原则和理念，作为“人民教师”“乡村教师”的“园丁”，他也在培养着后进人才。这种家国情怀还表现在他对于乡村教育的重视，他是一个有知识、有文化并且愿意将之教给他人的底层知识分子，识字教育、扫盲运动、辑录药方、总结农桑经验，无一不是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大事。由此可见，蒲松龄为己、为家、也是为国，他希冀着人生理想的实现，希冀着家庭的温饱富裕，也希冀着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更希冀着国家的文明强盛。

《聊斋志异》近五百篇小说，劝惩的教育功能无论如何也不能被忽视。其倡导的知恩向善的教育理念、强调才德双重的教育目的、因材施教的教育原则和对于师生关系构建的看法，以及从欣赏的角度肯定青少年的反抗叛逆而不是一味压制和刻板教育等等，都值得引起我们的反思。蒲松龄宣扬和践行的终身学习精神、基层教育实践也留给我们深刻的启示，值得学习和追攀。当然，小说中许多落后陈腐的观念，如宣扬“唯有读书高”、提倡体罚、宣传迷信等观点，应该予以果断地批判和摒弃。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聊斋志异》的教育精神已冲破了旧制度的樊笼，至少，从蒲松龄一生的教育经历来看，他是当之无愧的教育家，《聊斋志异》也如于天池所说：“在中国古代的文言小说中，《聊斋志异》是最具有教育意味的文言小说集，同时也是文学上最成功的具有教育精神的小说集。”[2]

总之，蒲松龄担负起了中国文人“文以载道”的历史使命，以教育家的身份积极履行着教育责任，《聊斋志异》也弥漫着浓厚的教育气息，体现出中国古代小说以故事育人的鲜明特点，其中的教育思想和内涵是教育史长河中的一支支流、一朵跃起的浪花，值得我们不断深入发掘和思考，且使之发扬光大而泽及后世！

猜你喜欢蒲松龄聊斋志异教育国外教育奇趣华人时刊(2022年13期)2022-10-27题解教育『三问』当代陕西(2022年4期)2022-04-19《聊斋志异》：不一样的魑魅魍魉金桥(2020年10期)2020-11-26蒲松龄：努力换来逆袭少儿美术(快乐历史地理)(2019年3期)2019-07-23教育有道——关于闽派教育的一点思考福建基础教育研究(2019年9期)2019-05-28蒲松龄诗潮(2018年10期)2018-10-17办好人民满意的首都教育北京教育·普教版(2018年1期)2018-01-29论《聊斋志异》的悲剧意蕴唐山文学(2016年11期)2016-03-20蒲松龄党员干部之友(2015年12期)2015-08-14《聊斋志异》与前四史长江学术(2015年1期)2015-02-27